韦拔群原名秉乾，后名萃，字拔群，广西东兰人，壮族。
年2月6日，韦拔群出生在广西东兰县武篆区中和乡勉峨村东里屯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里。父亲韦尔章，为前清例监武生，但一生郁郁而不得志，于韦拔群童年时去世。全家由祖父韦天宝主持家务。
韦拔群的童年时代，正是中国辛亥革命的前夜。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清朝官府的腐败，中国已完全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机异常严重。
01“拔哥”
在当时的农村中仍然保存着封建的土地关系和剥削制度，封建势力成了帝、官、封统治的政治基础，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痛苦生活。
地处边疆的广西，长期以来由土官统治，其实就是野蛮的封建农奴制，到了清朝末年，到处是一派盗贼蜂起，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
韦拔群的家乡东兰，是桂西山区的不毛之地，那里交通闭塞，人烟稀少，土地贫瘠，兵匪豪强横行乡里，各种捐税多如牛毛，当时流传着一句歌谣：“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只有屁无捐。”居住在东兰山区的壮、汉、瑶各族人民所遭受的压迫和剥削，是难以言状的。
韦拔群虽然生长在比较富有的家庭，但由于他长年生活在农村，常与贫苦农民和他们的子弟接触，对他们的生活亲眼目睹，渐渐加深了了解，并寄予同情。
他痛恨那个不平的世道，同时对那个剥削穷人、束缚自己的家庭产生了厌弃情绪。他常背着家人把家里的粮食、银钱、衣物送给穷苦的伙伴，甚至在严寒的冬天，也情愿脱下自己的棉衣送给挨冻的穷人御寒。
在一个青黄不接的日子里，他看到伙伴们上山去拣野菜，他也跟着去。他原以为拣野菜是用来喂猪的，后来伙伴们告诉他是用来当饭吃的，他感到很吃惊。
他想，我家的大米拿去喂猪，伙伴们却拣野菜当饭吃，这太不公平了，他立即对大家说：“不拣了，晚上到我家去要粮吧！”伙伴们一听都很高兴，但又怕他家里人不给，韦拔群说他自有办法。
当天晚上，伙伴们都来了，家里其他人都不在家，只有公公在家里织鱼网，他指挥一部分伙伴在门外捉迷藏，把公公骗出门外，自己带着另一部分孩子去搬粮食，就这样一直搞了几个晚上，公公都没有发现。
由于韦拔群对穷人的同情和济助，因而从小就受到穷苦人民的爱戴和尊重，男女老少都亲切地称他为“拔哥”。
02革命火种
哺育韦拔群生长的右江山区虽然偏僻、贫困，但却是一个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反抗封建统治的群众斗争。特别是年在广西桂平金田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曾得到了右江人民的积极响应。
太平军将领黄十率领的起义军占领右江凤山等地区长达三年之久，人民踊跃参军参战，使太平军越战越强。天国英雄的故事曾在右江一带广泛流传。
韦拔群小时最喜欢听村里的父老和家里的佣人盘妈讲述太平天国的故事。英雄们那种锄奸济贫、为民除害的反抗精神，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当时的武篆圩上，有一个卖唱的穷苦老人，常常在年节圩日，拨动他的三弦，唱起忧伤的小调。有时唱穷人的苦情，有时唱太平天国革命的故事，有时又唱人民对官府的怨恨和反抗，韦拔群常到圩上听老人弹唱。
有一次，圩已散了，老人还未离去，他把身上所有的钱给了这个卖唱的老人，老人十分感动地说：“孩子，多谢你的可怜，来，我给你一个人唱吧。”
老人拨动了琴弦，唱出了穷人的心声：
山连山来坡连坡，人间不平虎狼多，
穷人血泪化风雨，长年流满红水河。
几时云雾能吹散？迎来天晴日不落，
几时盼得春光到，琴音由悲变欢乐。
……
听着听着，韦拔群那嫩稚的脸上挂满了泪珠，和穷人的心交融着，充满了同情，也充满了仇恨。
快十岁时，韦拔群被送进本村的私塾读书，他十分厌恶那无味的“四书”、“五经”和那种束缚自己的教育方法，常逃出来与伙伴们玩要，或躲在家里找时新的书来看，他从新书中开始窥见了新的社会生活，渐渐产生了向外求知的思想。
年，十三岁的韦拔群考入县城高等小学就读，开始了他对社会的探索。那是全县最高的学府，学习的课本已不再是“四书”、“五经”，老师讲的道理也比私塾里的新鲜多了。他在这里结识了许多学友，不少人后来成为与他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战友。
年，十八岁的韦拔群为了探求新的生活，毅然离开家乡，考入了宜山县的庆远中学。那是桂西地区一所官办的中学，学生多来自富有家庭，学校空气陈腐，校方对学生思想把控很严，韦拔群对此十分不满。
一次，学校强令学生募捐集资给校长“祝寿”，韦拔群因曾议论校方和拒捐祝寿而被开除，这次打击，使韦拔群再一次看到了黑暗世道的面目。
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王朝的统治。这给正在求索中的韦拔群带来了新的希望。就在民国二年，他来到了广西省会桂林，考入广西法政学堂，希望学到知识，报效民国。
这时，虽然已是民国初年，但清末的陈腐之风仍笼罩着这个学校，从校长、老师到学生，多数都来自当时的官家子弟和书香人家，所教所学仍是原来那一套，这使韦拔群十分失望。
在他入学不久，便碰上省教育司长亲临学校训视，为讨好上司，校长要学生穿戴整齐，列队迎接。正当教育司长下轿视察学生队伍时，韦拔群怒目斜视，突然愤怒地取下大沿帽，脱下长马褂，公开表示“抗议”。他的举动使教育司长大为惊愕，校长则急得头冒冷汗。
事后，校长传韦拔群到主事厅对他严加训斥，韦拔群大声反问说：“校长大人，自中山先生建立民国以来，所教所学，原应该以民用为根本，但是政法学校教些什么呢？专讲为官之道，不讲新政良策，专走腐败守旧老路，不考虑国家大计，这难道是目前所需要的吗？”
一串连珠炮似的责问，把校长问得哑口无言，他无耻地说：“这么说来，你是不想做官啰！”
韦拔群当即把帽子往地上一甩，又跺了几脚，回答说：“我原不是为官而来，是想学些知识，以造福社会……”说完便昂首挺胸走出校长主事厅。就这样，他与政法学堂决裂了。
03探索之路
辛亥革命的胜利曾点燃了韦拔群心中的希望之火。但眼前的现实又使他困惑不解，他决心远走高飞，进一步向外寻求真理，探索社会。
年，他离开桂林法政学堂，回到了家乡东兰，变卖了部分家产，偕同一位好友，北上武汉，而后沿长江漫游。
游历途中，他看到了成群的乞丐，凶恶的军警以及横行在江中的外国船只，但也听到了“打倒丧权辱国的袁世凯”，“取消不平等条约”等震耳欲聋的口号。
他亲身感到“三民主义”正在深入民心，并已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他现在心中只有“三民主义”。次年初，他途经广州回到东兰。
年底，讨袁护国战争爆发。滇军将领蔡锷首举义旗，在滇、黔组织讨袁护国军，一支募兵队伍从贵州来到黔桂边募兵。
韦拔群久怀报国大志，此时更是心潮难平，他认为报国时机已到，于是又变卖家产从武篆招募了一百多乡友，购买部分武器，爬山涉水，去到贵州，编入黔军熊克诚旅，并被委任为新兵连副。
他和弟兄们同仇敌忾，立即投入了讨袁战争。他率部袭松坎，夺綦江，身先士卒、指挥果断，使部属心悦诚服。正当他们在进军重庆的途中，窃国大盗袁世凯暴病猝死，讨袁战争即告结束。
但入黔以来，韦拔群因不满连长打骂士兵与其多次口角而遭诬告，因而被指为“买动军心，图谋不轨”的罪名被监禁于重庆。
后来，广西籍的一位长官，念及韦拔群是广西同乡，千里投军，报国志大，便说服上司，将韦保释出狱并保送入贵州讲武堂深造。
当时，贵州讲武堂的教官多是日本士官生。韦拔群在那里学到了一些新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
这时，震撼世界的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韦拔群和一些爱国青年军官争相传阅十月革命的传单、书报，并秘密展开讨论，很快接受了十月革命的思想，并认为中国也应当有这样的革命。
讲武堂结业后，韦拔群被分到黔军驻重庆的某军部任参谋。不久，中国五四运动爆发，其势如狂风暴雨，沉夜惊雷，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弦。
韦拔群更是由衷高兴，他和青年军官们一道学习《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商讨救国道理，并勇敢地在军中宣传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思想，揭露旧军队的反动与黑暗。
他以“愤不平”的笔名公开张贴“改革社会”、“改革军制”的文章，并把进步书刊盖上“愤不平”的印记，寄赠东兰旧友。韦拔群公开宣传革命思想，在军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不久即被军部查究。事情暴露后，韦拔群毅然弃职出走。
几年中，他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影响，思想有了新的进步，但面对社会的种种问题，他仍然疑虑不解，他决心去找孙中山，亲自面听教诲。
年9月，他再次沿长江东下到达上海，不巧孙中山于他到沪前夕率其组织本部迁到广州。10月，韦拔群离开上海到达广州。
当时，以马君武为首的一批广西籍组织成员在广州进行推翻旧桂系军阀陆荣廷统治的革命活动，他们在孙中山、廖仲凯的支持下，组织了“改造广西同志会”，韦拔群到广州后加入了这个组织，并被选为政事组副组长。
次年6月，孙中山发兵讨伐陆荣延，陆荣廷兵败逃往越南，老桂系宣告垮台，孙中山即任命马君武为广西省省长。8月，韦拔群随马君武从广州返回广西南宁，并先后被委任为南丹、东兰县长。
当时广西老桂系虽已垮台，但大权旁落广东军阀陈炯明之手。陈妄图独霸两广，与孙中山分庭抗礼，取而代之，故当时的广西仍是一片腐败混乱局面。面对当时局势，韦拔群怒不可遏，谢绝了马君武的挽留和任命，于是年9月回到了家乡东兰。
几年的军旅和游历生活，使他大开眼界，特别是广州之行，使他进一步领会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精神，激发了他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的志向，并开始领悟到：只有用武力才能打破眼前之现状，实现三民主义。
就在这一年7月，中国革命组织在上海成立，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他逐步接受革命组织的思想，使他的革命斗争历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04东兰农民
年9月16日，韦拔群回到了家乡东兰。他所到之处，看到的是“公田款”、“枪械费”、“团防捐”之类的告示，听到的是人民痛苦的申诉。离别5年的家乡，比过去更加混乱黑暗了。
在家没住几天，他就去联络黄大权、牙苏民、陈伯民、黄榜巍等十多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向他们讲述了外出五年的见闻和回乡革命的想法，得到了他们一致的支持。
他们秘密组成了革命同盟“改造东兰同志会”，其宗旨为反对军阀，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改造东兰的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
第2年1月，韦拔群在武篆召开国民大会，大造社会革命的舆论，并打出了“广西不得了”的旗帜，在圩上演讲、宣传，公开号召农民起来革命，打破不平，救家乡，救广西，救中国。
会后，与会员陈伯民一道，步行三日，到百色县城见桂军旅长刘日福，向他陈述百姓疾苦，要求免征苛捐杂税。刘日福被迫下令予以减免。从百色回到武篆，韦拔群即领导了清算武篆三土豪的斗争。
杜瑶甫、陈继虞、黄若金三土豪把持着武篆地方公款，鱼肉乡里人民，群众无不痛恨，当韦拔群领导群众展开清算时，大家都踊跃参加。
开始，三个土豪顽固抵赖，经过一一清算，只得低头认罪，赔偿了公款，并交出了几条公枪。初次清算土豪的胜利，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威风，大长了人民的志气。
接着，韦拔群和改造东兰同志会的其他成员，到各区组织演讲团，进行反军阀、反贪官、反土豪和反苛捐杂税的宣传。革命声威渐起，群众情绪大振。
斗争从武篆影响到了东兰。反派开始纠集力量对付革命群众，韦拔群积极领导群众收集枪支、打造长矛、大刀，以对付反派的镇压。
为了更广泛地发动群众，组织人民力量，韦拔群于年的3月3传统歌节，召集同志会成员到本村附近的北帝岩内秘密开会，决定将秘密的“改造东兰同志会”改为逐步公开的“东兰公民会”（后改名为农民协会）。
同时借用“广西特别部”的名义，由韦拔群起草了《敬告同胞》的文稿，号召工、农、商、学、兵各界同胞团结起来，实行国民革命，组织工团军、农团军、学生军、商团军和正规军，赶走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钟。
这是一篇向旧世界宣战的檄文，成为东兰早期农民运动的战斗纲领。从此，东兰农民开始了有领导、有纲领的斗争。
就在这年的9月9，韦拔群借重九登高之机，召集东兰、凤山、百色等县革命青年一百多人，到本村后面的银海洲上集会，宣布成立“公民会，要求大家回去后扩大组织，发展会员。
一个瑶族青年，举起腰刀，当场把一只公鸡宰了，把鸡血滴进一大碗酒里，韦拔群端着血酒对大家说：“弟兄们！眼前我们结成革命团体，有枪的拿枪，有刀的拿刀，为了改造这个黑暗社会，我们死也不散……”到会的人举刀饮酒，齐声盟誓“同心革命，背叛者天诛地灭。”
并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不交租，不还债，不纳税”、“拥护俄国革命组织，拥护社会革命”等口号。还决定建立“农民自卫军”，开展公开武装斗争。
官府和土豪劣绅对韦拔群领导的革命活动十分恐惧，斥责韦拔群为“逆贼”，诬蔑起来革命的群众入了“拔组织”。
05三打东兰
年初，韦拔群和战友们分头到东兰各地宣传发动群众，着手组织以农民为主体的“公民会”和农民自卫军。
韦拔群等人到西山区的弄凡峒，召集当地的壮、瑶族群众在福厚圩开大会，到会群众千余人，听了韦拔群的演讲后，一齐宣誓加入公民会。并选出了会长、副会长。
第二天，各族同胞拿出火枪一百多支和许多大刀、长矛，组成了农民自卫队，并选出了队长、副队长。
在韦拔群的带领下，各地的公民会和农民自卫军纷纷建立起来，从此，东兰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斗争有了自己的组织。
公民会和农军建立后，首先把矛头对准全县最大的土豪劣绅、六区团总韦龙甫。这个家伙原是县衙门里的一名差吏，因会逢迎上司而逐步升迁。
他上交衙门军阀，下结土豪恶霸，包揽诉讼，控制捐税，无恶不作，老百姓无不对他切齿痛恨。韦拔群决心用他开刀，拔掉这颗“虎牙”。
年6月，韦拔群率领公民会员和农军战士多人去县城。队伍临近县城时，挑选出40名精壮汉子组成冲锋队，身藏手枪、短刀，由罗全周带队，到韦龙甫家附近埋伏，其余的人在城外接应，等韦拔群与驻军交涉回来后再动手。
罗全周未等韦拔群回来就直去韦龙甫家，把他绑了起来。
韦的小老婆趁人不备，从后门溜出，向驻军行贿求救，驻军包围了进入韦龙甫家的群众，救出了韦龙甫，反把十多个自卫军战土关押监禁。由于韦拔群和群众的抗议，三天后才将被关押的人释放出来。
这次清算斗争失利后，韦拔群立即召集黄大权、陈伯民、牙苏民等人开会，总结经验教训。大家认识到，土豪劣绅与官府衙门是一个窝子里的毒蛇，不用刀枪是动不了他们一根毫毛的，他们当即决定：立即返回各地集合农军，联合攻打东兰城。
年7月1日凌晨，东兰四路农军多人，从各地赶到东兰县城周围埋伏。天刚破晓，四路农军在总指挥韦拔群的号令下，同时发起进攻，激烈的枪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伪县府的官吏惊慌失措。
当时城内有县警和民团约多人，凭借三个碉堡抗击农军。
韦拔群指挥农军奋勇战斗，当时，突降暴雨，农军使用的火枪引药被淋湿，加上县城的九曲河水暴涨，农军无法过河，黄榜巍等五人中弹牺牲，其他各路农军虽多次发起冲锋，但因武器短缺，火力太弱而无法攻下，韦拔群只好指挥农军暂时撒退。
7月31日，韦拔群指挥四路农军第二次攻打县城，因敌人增派了兵力，敌众我寡，加上农军报仇心切，仓促进攻，攻城又没有成功。
两次攻城失败，使韦拔群和各路农军领头人冷静下来。他们看到了敌人的疯狂和强大，也看到了自己力量分散和力量薄弱等缺点。
他们总结了经验教训后，作了第三次攻打兰的部署。决定回去扩充人数，增加武器，制订攻城办法，加强各路的协同作战。
10月下旬，韦拔群趁敌驻军调离东兰，县城防守空虚之机，率领四路农军一千多人，趁着夜色将县城团团围困，出其不意地占领了敌人的碉堡和有利地形。
天刚见亮，一千多农军手持单响鸟枪、大刀、长矛，从四面八方涌进县城。
顿时，杀声震天，人如潮涌，梦中之敌惊慌失措，无力还手，只好缩进衙门负隅顽抗。韦拔群指挥农军步步紧逼，衙门内一片混乱，县知事蒙元良和团总韦龙甫自知县城不可守，趁夜带少数人模出衙门，从后山悄悄逃走。
县警备队大部分投降，农军占领了县衙门。东兰城第一次获得了解放。
农军砸烂监狱，释放了无辜被关押的群众，并抄了韦龙甫的家产分给贫苦农民。
韦拔群主持召开了有两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追悼牺牲的战友，庆祝攻城胜利。韦拔群在会上宣布立即取消苛捐杂税，废除各种剥削契约，提倡民族平等和男女平权。
自卫军在县城纪律严明，商店照常营业，学生照常上课，市面秩序井然，广大贫苦人民欢天喜地，人人笑逐颜开。
三打东兰是韦拔群领导的农民武装斗争的一次重要尝试。
它沉重地打击了桂系军阀在东兰的统治，充分显示了农民武装的强大力量，揭开了右江农民武装斗争的序幕。
三打东兰的胜利，立即引起了反派的不安，驻百色桂军旅长刘日福，接到农军破城的消息后，立即出兵镇压。当地的民团土豪也趁机反扑，农军几次被冲散。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韦拔群只好把农军化整为零，撤回原地，分散隐蔽，刚解放不久的东兰城又被敌人占领了。敌人虽然占领了县城，但广大农村仍然是农军的天下。
于是他们采取软化的办法，妄图分化瓦解农军和韦拔群等领导人。他们宣布撤销原县知事蒙元良之职务，派黄瑶琼接任县知事。
黄到任后，即以一副“宽大为怀”的姿态，调解农民与官府的矛盾，并提议成立参事会及议事会，吸收公民会员参加，还特地给韦拔群留了一个“席位”，韦拔群看穿了敌人的阴谋，坚决不参加。
敌人的阴谋失败后，即在更大的范围内调动军队，武装民团，企图把东兰的农军一举歼灭。
韦拔群没有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继续发展农会和农军打造武器，储备粮食，察看攻守地形，准备与反派作坚决的斗争。
他对战友们说：“此次战争，官党以力服人，人民虽受重大损失，然其心不死，革命时日不断，强权虽猛，公理尤刚……兰民必有仰头之日，此拔群之断言也。”
三打东兰的胜利，使他看到了反派的虚弱本质和农民的伟大力量，对胜利充满了信心，但这种斗争怎样坚持下去？农民运动朝何处发展？推翻了反派的政权又用什么样的政权去代替它？
正当他犯难的时候，得知孙中山与革命组织在广州实行合作，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给求索中的韦拔群以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他决心到广州去找孙中山，去找革命组织。
他在临别前对战友们说：“此次去广州，目的必在求学，学到用时方恨少，不然人生世间等于与鸡犬争食。”他勉励大家说，“强暴不铲除，革命之心不死；只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人民必有光天化日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