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兰曾被视为“蛮荒之地”，宋代虽然设置了兰州，但却在“羁糜”，“以故俗治”，放任自流；明代实行土司制，始设东兰州，由当地民族首领统治，“以夷治夷”。清代从雍正朝开始“改土归流”，也只有半个东兰州设立流官。由于长期与外界隔离，东兰处于封闭状态，保留了大量的传统文化，铜鼓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项。
东兰铜鼓在历史上缺乏记载，“养在深闺无人知”。直到20世纪30年代，旅行家田曙岚到东兰考察，写了一本《广西旅行记》，其中记载东兰风俗，说办丧事时，悬挂铜鼓一对或两对，配以大鼓一个，任由村童击打，声闻遐迩。该书记载东兰特殊，有“埋虾蟆”之举。他说“埋虾蟆”俗名“埋蛙婆”，盛行于旧东院、都彝、长江、隘四区之各乡村。葬蛙婆之期，男女共集于一定场合，轮班击打铜鼓，唱歌作乐。又说，东兰属之东院、都彝、长江、隘蜗四区之各乡村，对歌之风尤盛。每届正月，农事未兴，认为游乐之月。各村悬挂铜鼓，整日成群敲打，以供娱乐。
年上海《太白半月刊》发表黄芝冈《说铜鼓》一文，特别提到东兰新年用铜鼓的事：“东兰新年，各村高悬铜鼓，日夜敲打。鼓是以几具作一组的，敲鼓的是童子，左手用小木条敲鼓面的边缘，右手用缚着碎布的槌敲鼓的中心。丁东镗错，此敲彼应，极尽音声之妙。”
民族学家徐松石在他的《泰族憧族粤族考》一书中说他在20世纪30年代访问过东兰县安怀乡乡长韦尚业。听韦尚业说，他们家乡的铜鼓是过年娱乐用的，丧事也用铜鼓。世代相传，丧事打铜鼓，死者以后闻雷不惊，醒了也不会觉得自己已死，一家人就可以得享太平。
自此以后，东兰铜鼓逐渐为世人所知。
年9月我在东兰红水河边作考古发掘，住在县招待所，一天晚上拜访县文联主席覃剑萍，覃十分健谈，为我详细地讲述了东兰青蛙节。他说找青蛙时要抬铜鼓去，找到青蛙，要敲响铜鼓，向全村人报告找到青蛙的消息。青蛙棺停放在凉亭，凉亭也要悬挂一二面铜鼓，供年轻人孝青蛙时敲打，伴唱蚂拐歌。覃主席讲了许多铜鼓故事，令我对青蛙节特别向往。跟我们一起参加考古发掘的东兰革命纪念馆韦云生同志告诉我，他在年花了四个多月时间跑了十六个乡，一个村屯一个村屯登记铜鼓，已经记录铜鼓面。当年，他和县文化局局长梁富林合作发表了《广西东兰传世铜鼓多》论文，介绍了东兰县铜鼓的分布情况。这些听闻，让我初步了解了东兰铜鼓。
年2月春节后，我终于赶上了江洞下雍的青蛙节，跻身于葬青蛙的队伍，体会到敲打铜鼓的热烈盛况。当时亲见一面“道光六年建立”铭文的双龙献团寿铜鼓，印象特别深刻。在这次青蛙节上，我有幸认识河池地委宣传部长韦优，他也给我讲了许多青蛙节的故事。事后他还带领我们沿红水河从东兰经长江乡、巴瞒乡、金谷乡到天峨县，在芭暮乡考察青蛙婆石雕像。
这时，梁富林调往河池文物站任站长，组织河池地区所属11个县市的文物工作者，从年室年，开展了为期三年的民间传世专题调查，登记到传世铜放面，其中东兰县面、南丹县面、大化瑶族自治县面巴马瑶族自治县面：年，为配合国家文化部“广西红水河流域铜鼓艺术保护工程”的实施，河池市文化局组织全市文化、文物工作者对全市11县、市、区的铜鼓再次进行排查，登记到的铜鼓数略有变动，总数为5面，收藏于8个县（自治县）46个乡（镇）个行政村个自然屯，其中东兰县是面，分布于11个乡镇77个行政村自然屯。
由此可知，河池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民间传世铜鼓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而东兰县又是传世铜鼓最密集、数量最多的县。
铜鼓是从炊具铜釜演变而来的民族乐器、神器和礼器，最初出现于云南的中西部，后来，随着民族的迁移和地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铜鼓文化顺着大江大河向东、向南传播，先后在滇池周围和红河平原发展成熟，再流向更广阔的地域，一路向前发展，散布到南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形成各地不同风格的独特造型和纹饰，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铜鼓文化圈。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铜鼓数量最多的国家，分布面覆盖了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四川、重庆、湖北西部和湖南西部。大约从7世纪起，受唐宋王朝强势文化的影响，中国南方铜鼓逐渐从岭南地区东部退出，往西南和西北转移，到10世纪以后柳江以东的铜鼓文化消失，铜鼓文化回流到南盘江一红水河流域积淀下来。
铜鼓已流传两千多年，在大部分地区和民族中已相继退出历史舞台，只留下某些遗迹和历史回忆，只有很小部分地区和民族，还保留着使用铜鼓的古老习俗，成为绵延千古的铜鼓文化的“活化石”。就目前所知，保留铜鼓文化活化石的地区只有两大块：一块是中国南部广西桂西北和贵州黔南接壤的地区，这个地区往南到云南的文山、红河地区，并伸入到越南西北部；另一块是中南半岛西北部，以缅甸东部掸邦高原与老挝、泰国交界的山区为中心，往北伸入中国云南南部边境。这两大块山地互相靠近，断续衔接，历史上都比较封闭。在这两大块铜鼓分布区里生活的壮侗语族的壮族、布依族、水族、侗族、傣族，苗瑶语族的苗族、瑶族，藏缅语族的彝族，孟一高棉语族的伍族、克伦东族、克木人及越南西北部的芒族等，他们都还在使用铜鼓。
东兰铜鼓壮族用，瑶族也使用。壮族主要用于青蛙节，也用于迎亲和送M葬。瑶族用于祝著节、婚礼、起新房和丧葬。
活生生的民族传统文化，吸引着中外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的目光，纷纷投地身于东兰，对东兰铜鼓文化进行考察研究。
年2月，日本立教大学、弘前大学和福岛女子短期大学与广西民族研究所的学者合作，专程前往东兰兰阳考察壮族青蛙节用铜鼓的习俗，出版了《中国广西东兰县兰阳村壮族青蛙节调查报告》。
年2月，法国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与印度支那半岛人类学研究中心大理安派博士一行前往东兰县做人类学专题考察。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刘客养的选题就是壮族铜鼓音响研究，年2月~4月，在撰写论文时，深入东兰县长江乡巴英、兰阳、板登等壮族聚居村寨实地考察，参与民间节日活动，尝试从音乐角度，视铜鼓为乐器、以音响为主要研究方向，填补了铜鼓研究中的一个空白。他在论文中记述了巴英村妈拐节的程序，记录了板登村蚂拐歌的歌词。他说到，巴英村有4面铜鼓，演奏的时间很长，以即兴式的传统鼓点混合演奏，并不使用乐谱，担任鼓手者皆为村中优秀的鼓师，不停地轮流敲打。到广西考察壮族铜鼓，以东兰县红水河流域长江乡的巴英村，兰阳乡的板登村为主要考察对象，参与了青蛙节等民间打铜鼓的活动。
年广西民族大学万辅彬教授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申请了《麻江型望铜鼓振动模式的调音机理研究》课题，重点放在河池。他带领研究生深入壮乡瑶寨考察，写出《河池壮族铜鼓演奏的生律倾向考》《铜鼓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等论文。万辅彬教授还利用学生三下乡的机会，组织广西民族大学在校学生到东兰、南丹进行人类学考察。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廖明君院长也带他的硕士研究生深入东兰，写出《东兰壮族铜鼓习俗研究》的毕业论文。
年1月我参加一个铜鼓资料调查组，从天峨云榜进东兰金谷，从金谷乡到巴畴乡，从巴畴乡到长江乡，从长江乡到兰阳乡，从兰阳乡到东兰镇·.……逐村逐寨调查铜鼓。我们发现，东兰不但铜鼓数量多，而且有许多珍品，对研究古代铜鼓和铜鼓文化有极高的科学价值。一些铸造或刻有年号的铜鼓，可以提供铜鼓断代依据。
如大同乡和龙村廷锐屯覃造利收藏的十二生肖纹铜鼓，鼓面边缘留有蛙爪纹，表明是从冷水冲型过渡到遵义型的铜鼓，在铜鼓分类上有重要的标本作用……
又如金谷乡板路村板六屯韦保德家藏的翔鹭纹铜鼓，鼓面第五晕是变形羽人舞蹈纹，第六晕是四只逆时针的翔鹭，其间还有四个定胜纹，是早期麻江型的典型标本。又如巴畴乡六龙村纳桑屯廖家登收藏的风字形符象纹铜鼓，在鼓面边沿空白晕铸有“大明成化十五学生陈金习字口口”等铭文，铸造年代为明代成化年间，是中期麻江型铜鼓断代明确的铜鼓。成化十五年即年，这面铜鼓距今已有多年。
再如巴畴乡巴畴村那桃屯韦乔贵家藏的“乾隆四十年”铭文鼓，鼓面第五晕有龙、鱼、马、牛、羊、猪图像，面沿有骑士、羊、牛、鸡等图像，鼓内壁有汉字铭文“肃记号进宝”、“乾隆四十年”；巴畴乡巴英村廖庆温家祖传“道光二年”游旗纹铜鼓，鼓面有汉字铭文：“万代进宝”、“永世家财”，横印“道光二年建立”；兰阳乡旧州村旧州屯韦克锋家藏“道光四年”游旗纹铜鼓，鼓面左右对称竖印“万代进宝”、“永世家财”两个竖印，上端横印“道光四年建立”铭文，在“万代进宝”印的“宝”字下方另有一个长方印，隐约可见“独山双和号”五字……从“乾隆四十年”鼓到“道光八年”铭文东鼓，都是麻江型晚期铜鼓的代表。
道光二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不断铸出，连绵不绝，加上一些黑仅有“道光口年”，没有添注具体年份的铭文铜鼓，都可视为清道光年间单(-)的作品，这些铜鼓都有极重要的断代价值。这些有年号的铜地鼓说明，麻江型铜鼓至清代中叶以后还在大量铸造。大约自鸦片战争以后，麻江型钢鼓停止铸造，河池地区铸造铜鼓的技术自此失传。现在民间收藏和使用的铜鼓，除极个别是地下出土的以外，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时期流传下来的传世品。麻江型铜鼓的铸造，从南宋到清代晚期，前后延锦了年。在东兰都有流传。
东兰铜鼓不但数量多，而且蕴藏在民间，还在不断使用，是活着的铜鼓，是发展着的铜鼓，是铜鼓文化真正的“活化石”。
以东兰为主要传承地的壮族铜鼓习俗于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化遗产名录，年东兰县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村寨铜鼓文化艺术之乡”。
东兰铜鼓主要集中在红水河流域，20世纪初几乎每个村寨都有铜鼓。壮方使用的铜鼓，分公母，一般都是二鼓搭配，成对使用，有的村寨有好几对。么多铜鼓集聚于红水河两岸，使这一地区成为古老的铜鼓文化积淀最深的区，是世界上少有的铜鼓文化“活化石”的集中地。像这样密集的铜鼓，这么多人还在使用铜鼓，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使用铜鼓已有多年历史，无论从使用铜鼓年代之长久，还是从现今铜鼓藏之巨大和使用人数之众多来看，都是内涵丰富的“社会活化石”。这些传世鼓又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东兰铜鼓是活着的，有无限的生命力。东兰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铜鼓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