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要忙于所承担的第二十四年的一线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经常会从凌晨五点钟开始忙到晚上九点钟，在此之前，都不可能有什么空闲的时间——请体谅一名中年人的艰辛。所以我总是比热榜上的热点慢一步，不能够及时针对所发生的热点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这是昨天登上热榜的一件事情：湖南邵阳的小伙侯长亮，在年大学毕业之后就辗转于各个山区学校支教，每个月工资只有元。而今，他已经在十万大山里生活了11年，为了生活，不得不决定离开，去大城市继续以后的生活。
屏幕前的所有人一定不要有“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心态，因为自己“久在樊笼里”，反而觉得农村就是“世外桃源”，生活在那里一定舒适惬意。假使那里的生活充满了诗意和恬淡，远离了万丈红尘，为什么无数的人们总是逃离农村，使这些地方不可避免地出现“空心化”呢？
农村的“空心化”就是人们在用行动书写答案：远离现代城市生活的农村，绝非我们午夜梦回时的乌托邦。我们心心念念的农村是那种在大城市周边，水电交通、垃圾处理等配套设施都不缺乏，周末可以携家带口过两天“采菊东篱下”的农村，而不是这个小伙支教所在的农村——几近于原始生活的农村。
在这样的农村里，任何轮式车辆都无法行驶；任何物件的输出和输入，都需要个人化身成“挑山工”，在崎岖坎坷不平路上长途跋涉数个小时。也正因为这么一点，他们不得不选择与世隔绝。
在这样山村里的学生，他们会在上学的时候背上内衬是肥料编织袋的背篓，或者是肥料编织袋改造而成的“登山背包”，利用上学放学的时间在大山里采挖野竹笋等植物的果实背回家去，贴补家用。从视频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学生还有用编织袋缝制的“围裙”，避免自己在大山里摸爬滚打时扯烂了衣服。
这样的乡村教育，不是“世外桃源”，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了十一年，从一个25岁的小伙子工作到36岁年纪的中年人，这么长的时间线就是一个无法驳斥的答案——很少有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即便是“作秀”，我们平均七十年的历程中，有多少个11年可以拿来如此“作秀”？
36岁的年纪并不算小，他很快就会明白：最好的青春已经步入尾声，人体的衰老会在这一阶段之后加速演进，迎接他的未来还有很多他必须解决的物质生活。当然，如果他不是丁克一族，还有对子孙后代的物质积累，也是他必须面对的隐秘而坚硬的墙。侯长亮老师的视频我刷了好几次，我对其中的一些细节有些自己的看法。
他说：“无论什么样的农村，大部分人是无法通过读书走出去的，这些人怎么办？”但在一些官方的文案里，这句话变成了“无论什么样的农村，总有一些人走不出去，这些人怎么办？”
官方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改编的那一句话将“走不出去的人”框定在了一个比较小的范围之内，而侯长亮老师的原始本意是“大部分人”，我比较认可侯长亮老师的话。
很多人认为自己脱离了农村，事实上，很多人永远也无法走出农村，他们在大城市的游历不过是黄粱一梦。而梦，总是会醒来的。不要看现在农村的年轻人非常少，可是在圈层日益固化的今天，他们老去之后的归宿仍旧会是农村，他们仍将蹲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闲坐说玄宗”。
从这一点来说，我并不认为农村小学的日渐衰颓是一个好现象：城市之中的班级越来越大，对教育质量的影响就非常大——学生是农村的学生，换了个地方上学，自身并没有发生改变；老师也是原本应该在农村成长的教师，换了个地方教学，其实质也没有改变。
如果大家一定认为自己发生了改变，我只能认为，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学生和老师都对自己的现实存在产生了一种错觉，进而丢掉了乡村的根，却没有融入到城市的魂里去，只是在摇摇摆摆的利益中挣扎。
乡村教育的窘状，事实上并不健康——“高情商”让这些地方缺乏年轻老师侯长亮在山村教育的名号是“支教”，只有教师的行内人才明白这个名词。
支教，可以是在职教师的支教，在职教师自愿去乡村等生活条件艰苦的地方任教；也可以是即将走上教师岗位的年轻教师——她们的定位就是“特岗”教师。
如果能够按照这么两种方式认认真真地运行下去，乡村教育不会走到我们看到的境地。
现实是这样的：在职教师自愿去乡村学校任教往往流于形式。一是本来就没有什么人愿意去；二是如果有人名义上去了，事实上也是一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做法，并没有起到相应作用。
举一个例子——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一名老师，他在我们这个学校任教的时候，心思一点都不在“上班”这件事上，反而对“经商”兴趣浓厚。不谈其它的工作情况，他的工作时间都很难保证。一周五天时间，起码有三天时间在校园内看不到他的身影。
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了很多年后，他依靠自己的“高情商”和“金字塔”之上的人脉关系去一个县城的繁华的中心小学支教。
此一去，就是十年。在这十年时间内，他名义上在那里，但却根本没有在那里上课，而是在家运作自己的商业帝国——他的支教能有多大作用呢？
对于那些特岗教师，问题更加显而易见：她们选择这个岗位往往是“曲线就业”的一种想法——先进入教师的队伍，进入教师队伍之后，再借助于“婚嫁生育”休上一两年的长假。（官方统计，女教师占教师队伍的四分之三，漫长的“生育假”极其普遍。）
但凡“支教经历”的时长说得过去，她们就会借助于各种“高情商”的人脉运作回到城市学校里面——无论她们是否出身于农村，她们已经在城市里买了房子，在那里安家了。
因此，农村学校里缺乏年轻教师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是我的断想，请不要骂我，我只是在陈述事实。归根结底，我认为：现在农村教育的教师缺乏既有客观原因，也有很多“高情商”的人为原因。
前可见古人；后，会不会见来者？当我们感动于这位扎根山村教育11年，月薪只有元的小伙时，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还能记起和他有时空交叠的另外一个人——卢安克。
侯长亮在年的时候开始自己的执教生涯；此时，卢安克还没有离开自己所在的乡村教育。
生于年的德国小伙卢安克，22岁时来中国读书时，就被这里深深地吸引了。
在中国读书期间，他的足迹就出现在一些僻远的山村，开展了一些小小的支教活动；年，28岁的卢安克大学毕业，就来到了广西河池正式开始支教生涯。
这个地点其实正好是侯长亮年支教开始的地方。在河池支教四年之后的侯长亮有了一些名气，进而被贵州毕节引进，成为当地的支教精神导师；当贵州毕节在编老师充实之后，他又到了云南昭通。
总体而言，侯长亮并不像卢安克一样，一直都在广西的十万大山里书写青春，而是辗转流离。辗转流离的过程中，他没有考取教师资格证，但和同在大山里支教的女老师雷宇丹喜结连理，也算是大山中生活的亮色——唯一在世俗人眼光中的浪漫惬意。
卢安克初涉教育，他自己租了一间月租金只有10元钱的“教室”，为十几岁的孩子们免费上课。但因为没有“就业证”，他很快就被罚三千元钱。
插一句话，在现在的人看来，三千元钱不过一部手机的价格；但在那个年代，我的月工资只有一百多元，三千块钱就是我三年的工资。
因为罚款问题，卢安克多方寻找应对之策，费尽心思成立了一个“办事处”，用“办事处”的身份对接当地的教育机构，希望能够为当地的教育发展做一些工作。
当地的教育机构原本打算把他分配到一些“好学校”，但他说：“好学校已经有好老师，不好的学校更需要我。”
因此，他就到了云贵高原边缘的河池地区东兰县——当时的国家级贫困县任教英语等多门学科。
不过，他的执教生涯算不上一直都遂心如愿。经过一两个学期的教学，学校校长找到他，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他的课堂虽然不拘一格，但这种不拘一格的教学法不够注重语法的拼写等等，学生们考试成绩不进反退，很多人都有情绪”。他点点头，听明白了其中的意思：“我明白，下周一我就不过来了”。
他去了更加僻远，堪称原始村落的板烈村小学，在那里扎下了根。
不要把现实想象的过于诗意，卢安克的执教生涯并非我们见到的教科书式生活，他的课堂总会有一些对外国人长相好奇的村民到来。他们会大声讲话，会喝醉酒之后故意闹事，也会质疑教学：“你没有黑板、没有课本，上的是什么课？”一堂课上，卢安克甚至插不上什么话。
但这也并非不能改变，他很快就成了村子里的一员：住在四处漏风、几近于“牲畜棚圈”（绝没有侮辱性的意思）的屋子里，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教育孩子们的同时，又成了他们的保姆、父亲兼玩伴。
他会给村民的水缸挑满清水，他会卷起裤脚在泥水里为乡亲扶犁耕田。
他会和孩子们一起赶鸭、放牛；会和孩子们在一起骑自行车：遇到泥水汇聚的坑洼，他会和孩子们一起加足马力冲过去，泥浆溅满全身。
孩子们看到他出现，都会像小猴子一样蜂拥而至，扑到他的身上、挂在他的胳膊上。当然，和孩子们在泥浆里像小猪佩奇一样滚来滚去，是他和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光。
卢安克不像后来的侯长亮，他没有一分钱工资，所有的生活用度都来自于自己亲属辗转寄来的每年五千元钱的资助。因此，他营养状况看起来不太好，高大的体格偏于瘦弱；当他穿起那些地方特有的绿胶鞋，很有一种荒野求生的味道。
卢安克的教学更注重用行动去影响孩子们，他把自己也当成了孩子。
他在带领孩子们玩耍的同时，也带领孩子们做了很多实践活动：设计并修建了一条水泥路；设计了一座桥梁；带领孩子们拍摄了纪录片；以大山为幕布，和孩子们创作了《心境》——不能说多么这部作品多么精妙，但一定胜过我所见过的很多获过奖的师生作品。
他说：语言很多时候是假的，一起经历过的事情才是真的。
如果有人问我：你能做到他那样吗？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在我的梦里，我想象他那样；但在现实生活里，我做不到像他那样。当然，我更加相信：能做到他那样的人，原本就凤毛麟角。
年的时候，卢安克乘坐拖拉机进入板烈村时遭遇了意外，从几十米的山崖滚落，差一点滚入湍急的江流不复存在。
事后，送医的他被诊断为“脊柱压缩性损伤三厘米”，三年后才完全恢复。
很多人以为，经历了此事，卢安克一定会有所退却——无论客观条件还是主观条件，退缩的他都不会被认为是懦夫。然而，他的选择反而是“更觉得离不开这里了”。
我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他们，自己的命就属于他们了，不管他们怎么对待我，我都要承受。他们跟我是分不开了，好像我们的命运是一起的。有人来这里，没有像我这样，总觉得搞不下去，肯定有一天我要走了，难一点就走早一点，我绝对不能，我的命，好像跟他们的命连在一起，如果走掉了就没有命了。
卢安克在车祸面前尚且如此，平时在小病小灾面前的表现，我们可以猜得出来。
年，他被评委“感动中国候选人”。得知消息后，卢安克即刻给评委会写信：“别选我，我不想感动中国，是中国感动了我。”
紧接着，《面对面》以《乡村教育志愿者——卢安克》为题对他进行了报道，他一时间成为了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这让他非常懊恼，他不愿意自己的生活被媒体打扰，不愿意自己的生活被人们